這是1978年6月16日，中國“兩彈元勛”之一、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左）在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參觀地下環形隧道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新華社北京12月24日電 題：“加速”40年——記世界最大實驗室的三代中國人

　　新華社記者

　　1978年6月16日，瑞士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尋常的一天，來了一位不尋常的訪客——中國“兩彈元勛”之一、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

　　幽長的地下環形隧道內，粒子加速飛奔，“撞”出宇宙起源的奧秘。巨型加速器前，錢三強駐足凝思。

　　那一天點燃的“星星之火”，在之后的40年里，在一代代中國訪問學者的手中薪火相傳，中國的高能物理研究也在開放的大道上“加速”奔向未來。

　　這是2018年2月26日，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員劉振安在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接受采訪的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徐金泉 攝

　　從零到一——一場“加速”運動

　　方圓幾十公里的園區，橫跨法國和瑞士兩國的地下隧道，從未見過的巨型機器，五湖四海的外國人，發人深思的哲學格言……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員劉振安40年前沒想過，作為一個農家子弟，他有一天會走進歐洲核子中心，“仿佛踏上了另一個星球”。

　　個人命運轉折的一大步，源自中國科研前進的一大步。

　　“必須承認自己落后……老老實實地、虛心地學習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1977年，鄧小平會見來訪的歐洲核子中心總主任阿達姆斯時說。

　　中國經濟不發達，為何看重投入大、收效慢的基礎研究？對阿達姆斯的問題，鄧小平的回答簡短而堅定：“這是從長遠發展的利益著眼，得看高一點，看遠一點，不能只看到眼前。”

　　這番問答促成了一年后錢三強率團訪歐，與阿達姆斯探討未來合作，打開了40年合作的大門。

　　“當時中國一直沒有大型高能粒子物理實驗設施，世界最主要的粒子物理中心一個在美國芝加哥附近，一個在歐洲日內瓦附近。”與歐洲核子中心打了30年交道的北京大學教授錢思進回憶。

　　“我父親和科學院代表團當天的訪問達成了幾個協議，中方可以派理論家小組和加速器專家訪問，還建立了一套機制，開始系統地交流。土木工程、理論物理、材料等領域專家此后分期而至。”

　　作為恢復高考后最早一批大學生，劉振安等人的命運因為改革開放、因為“科學的春天”，也因為錢三強和科學院代表團的這次訪問，與8000公里外的歐洲核子中心結緣。

　　生活上的艱苦尚能克服，科研上的差距才最讓他們在意。“因為雙方科研水平差距太大，外方根本不讓、我們自身也沒有足夠實力去接觸別人的核心技術，只能放低姿態向人學習。”

　　在歐洲，一批批中國學者紛至沓來；在中國，一批批科研人才學成歸國，高能物理實驗裝置從無到有。

　　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中國高能物理就這樣開始“加速”。

　　這是2018年2月22日，中科院院士趙政國在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接受采訪的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徐金泉 攝

　　厚積薄發——從“做小事”到“干大事”

　　歷史的峰回路轉中，總有一些東西一脈相承。

　　危機意識、競爭意識，深入歐洲核子中心工作的所有中國科研人員的骨髓。

　　他們刻苦好學、不舍晝夜。初來乍到，做不了大實驗、搞不了深研究，誰會把任務分給從沒碰過儀器、外語不夠好的中國人呢？現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工作的中科院院士趙政國回憶。

　　“我們不怕‘小’，哪怕你給我一個‘螺絲釘’大小的項目，我也把它做好。”劉振安說。

　　“一開始完全是跟人家學習，后來開始做項目，再小也要拿下來、獨立做，一點一點積累經驗，得到認可，再接手大一點的項目。”

　　時光荏苒。50后、60后鬢霜漸染，70后、80后繼往開來。

　　這是在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拍攝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80后副研究員錢森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書本知識大家都差不多，但一開始我們還是有點不自信，因為許多東西是你沒見過的。”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的80后副研究員錢森說。他2005年被派到歐洲核子中心，參與大型強子對撞機四大探測器之一的CMS探測器的安裝與檢測。

　　與前輩們一樣，不服輸的精神在年輕人血液里流淌。“盡管是以學生的身份去，但有時候一些小實驗項目，自主權完全給我們。我們必須學習自我管理。”錢森說。

　　從小事做起，一批批中國人夯實了科研的基礎，也贏得了外方的認可。

　　“2000年左右，核子中心探測器的設計我們是沒法參加的，因為人家都設計好了，我們只是參與探測器的建造和性能測試，”錢森說，“現在，我們已經可以參加設計，而且可以提方案來設計建造中國自己的大型加速器和探測器。”

　　高能物理研究者把他們的工作比作“打碎雞蛋”——要研究物質的起源，就要搞清楚粒子的內部是什么，就好像一個孩子要把雞蛋打碎，才知道里面是什么，而打碎粒子，需要高能量、高速度的粒子對撞。

　　學有所好，學有所成，學有所用。

　　回到中國后，老一代科研人員成就斐然。趙政國團隊將對粒子研究有重要意義的R值的測量精度提高了2至3倍；2008年，CMS實驗的觸發系統采用了劉振安團隊負責設計和制造的設備，中國人從“組裝工”變成了“設計師”。

　　這是2018年3月7日在瑞士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拍攝的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員陳明水的資料照片。新華社記者 劉曲 攝

　　年青一代也逐漸發力。80后高能所研究員陳明水參與尋找“上帝粒子”，得出更有說服力的結果。2017年，他在幾千人中脫穎而出，獲得CMS國際合作組“年輕研究者獎”。

　　“早期跟著人家做小事情，通過學習，我們已逐步過渡到做大事情！”劉振安說。

　　這是24歲去歐洲核子中心工作的90后博士生李秉桓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不負芳華——中國科研正青春

　　40年對一個人很長，但對于奮發向上的中國科研群體，正值青春年華。24歲去歐洲核子中心工作的90后博士生李秉桓，是該中心最年輕的中國科研人員之一。

　　比拼勁，這個大男孩絲毫不輸給前輩們。今年初剛回國，就一猛子扎向了CMS關鍵部件的制作中。

　　他指著身后設備上的硅片探測元件說：“這是為CMS制作的關鍵部件，我們自己的設備以后也可能用到，所以要夜以繼日。”

　　斗轉星移40年，在高能物理、大科學平臺建設及應用方面，中國的設施開始比肩世界：大亞灣中微子實驗項目確認了新的中微子振蕩模式；東莞散裂中子源，是世界四大脈沖式散裂中子源之一；正計劃在北京啟動建設的高能同步輻射光源，將是世界上最亮同步輻射光源……

　　同樣面對世界上最大實驗裝置，李秉桓有了更大的“野心”：“歐洲因為建成大型強子對撞機，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高能物理領域的研究中心。我的夢想是將來我們能建成自己的大型科研裝置，吸引全世界的科研人才來中國搞研究。”

　　高能物理40年，從力圖“占有一席之地”到憧憬“對人類社會有深刻影響的發明和發現”，中國科學家用奮斗寫下自己與國家的“未來簡史”。

　　這也是中國科技發展的縮影——在開放中不斷創新，在改革中加速向前。（記者楊駿、黃堃、劉石磊、林小春、劉曲、張淼、李雯、彭茜、周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