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1 月 30 日，人们在秘鲁首都利马弗洛雷斯塔公园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上展示彩绘灯笼，灯笼上面从左至右依次写着

“和平”“公正”“气候”“团结”以及“兄弟情义”。主办者希望借此活动呼吁更多人行动起来，关注并应对气候变化

文/《环球》杂志记者 吴美娜

编辑/马琼

　　“全球能源体系架构正发生改变。”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近日表示，“这（变化过程）将耗费数年。它不是一个解决当前危机的办法，但能源的地缘政治格局将被深刻改变。”

　　“霸权行径对能源治理体系的破坏性冲击效应此刻尽显。”长期从事能源与资源问题、全球治理、中国外交等领域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发展研究所所长崔守军对《环球》杂志记者说。当前，与能源安全息息相关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呈何形态？暴露出哪些问题？未来趋势如何？就此，崔守军接受了记者专访。

2019 年 9 月 12 日，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石 油 输 出 国 组 织（欧佩克）秘书长巴尔金多（左）、沙特阿拉伯新任能源大臣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中）和俄罗斯能源部长诺瓦克出席新闻发布会

“破旧立新”加速

　　《环球》杂志：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总体呈何现状？目前正经历怎样的变革？

　　崔守军：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正处于“破旧立新”的过渡期与重塑期，呈现高度的碎片化特征：传统的基于化石能源的治理体系依然在发挥托底作用，但基于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的绿色治理体系正在强势崛起。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之后，全球能源治理方面形成了以产油国方面（如石油输出国组织，即欧佩克（OPEC））和消费国方面（如IEA）的对立与博弈为特征的传统治理格局，核心是“保障供给安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气候变化议题的升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等机制加入，能源治理与气候治理深度融合。

　　欧佩克目前已扩展为“欧佩克+”（OPEC+），即由OPEC和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联盟。其在传统上以石油为核心，但在新能源崛起背景下，角色正面临调整压力，需在维持石油收入与适应低碳趋势之间寻求平衡。

　　IEA是全球能源治理的核心平台之一，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主要经济体。该机构旨在协调成员国能源政策、降低石油进口依赖度、实施紧急石油分享机制等，在危机应对、数据发布和政策引导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体而言，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正经历从传统化石能源主导、地缘政治驱动的旧格局，向清洁能源引领、多边合作推动的新体系转型。这一变革主要受三大因素驱动：一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生存危机倒逼能源转型；二是技术创新（如风电、光伏、储能）让摆脱资源禀赋限制成为可能；三是地缘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多极化促使治理中心从传统的欧美向更广阔的新兴市场转移。

在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杨郢风力发电场拍摄的繁星轨迹（B 门拍摄）

全球能源治理五大环节

　　《环球》杂志：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主要环节有哪些？主要关切点是什么？

　　崔守军：现代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的“开采-运输-消费”链条，扩展为五大环节：能源供给与需求、跨境基础设施（管网/电网）、关键矿产供应链、绿色技术与标准，以及能源金融与定价权。

　　能源供给变化方面，美洲能源崛起多时，页岩气、致密油、深海石油等非常规能源技术突破，推动了全球能源生产重心“西移”，美洲地区逐步取代中东成为全球能源版图的核心。中东战略地位依然重要，但相关风险上升。尤其是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成为能源供应链的“震中”，通道受阻带来的全球性冲击有目共睹。

　　能源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基础。能源价格波动会通过化肥、灌溉、电力、运输等多重渠道传导，显著影响粮食安全与民生，对发展中国家影响尤为明显。因此，建设与维护稳健的跨境能源基础设施网络，对于保障全球能源供应、稳定物价与经济运行至关重要。

　　一些关键矿产（如稀土、锂、钴等）是支撑高科技产业与绿色能源转型的基石，其供应链安全直接关联国家经济与国防安全。美国近年来围绕“关键矿产安全化”推进战略重塑，通过政策升级、公私合作与国际供应链重构试图弥补短板，但其成效仍主要聚焦产业恢复的断点层面，全面解决中游塌陷问题的前景不明。同时，发达国家正将关键产业链与盟友间的可再生能源供给挂钩，并以“碳关税”“本地含量”等名义构建新型绿色贸易壁垒。这意味着外部博弈的武器已转变为产业链本身，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稳定性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变量。

2026 年 4 月 9 日，人们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维也纳国际能源与气候论坛开幕式上表演

主要参与力量和影响因素

　　《环球》杂志：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主要有几种角色？各方效能和作用如何？

　　崔守军：可以将全球能源治理参与者分为四类：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主权国家是核心行为体，以能源生产国（如美国、俄罗斯、沙特）、消费国（如中国、印度）和转型国（如德国、日本）为代表，各方能源政策与外交博弈直接影响全球能源流向与安全格局。

　　全球性组织如IEA、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在制定技术标准、协调应急响应和推动清洁能源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其他多边机制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框架下的谈判机制，推动低碳发展与气候融资；区域性能源合作机制如欧盟内部能源市场、东盟电网融资倡议、“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等，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与规则协调。

　　跨国企业与技术联盟也在持续深耕这一领域，尤其在清洁能源领域，头部能源企业通过技术创新与标准创制融合，成为推动技术扩散和规则演进的重要力量。

　　全球南方国家中，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联合发声平台，在全球能源治理中代表多数国家诉求，推动公平、包容的治理转型。

　　客观地说，无论是IEA、OPEC+还是UNFCCC，当前这些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共识制造能力强，但强制约束力弱。由于缺乏跨领域的强制执行权，一旦触及核心国家利益，多边机制常常陷入低效或被边缘化。未来的效能提升，取决于这些平台能否打破“富国俱乐部”或“产油国联盟”的壁垒，走向真正的广泛包容。

　　《环球》杂志：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发展，给全球能源治理带来何种影响？

　　崔守军：技术创新给能源行业带来颠覆性影响，特别是AI、机器人、物联网和大数据的使用，正在不断改变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也给能源治理带来挑战。

　　一方面，为能源行业赋能。比如AI正在重塑电网。AI技术能极大地解决风、光、电“看天吃饭”的间歇性问题，提升能源网络效率；同时能加快新材料（如新型电池）的研发。

　　另一方面是挑战。AI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海量数据中心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老虎”之一，这给本就紧张的减排目标带来新的巨大压力。同时，高度数字化的能源网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网络安全威胁。

　　目前，全球南方国家正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深度调整，其更注重科技创新，并已在可再生能源、AI、电动车等领域拥有一些全球领先的技术，这有助于推动建立一种“合作式多极”秩序，而非“胁迫性单极”秩序。

地缘政治、霸权行径的严重冲击

　　《环球》杂志：近年来多个热点冲突如何影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崔守军：近年来，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美以伊战事等地区冲突，将“能源武器化”推向了新高潮。冲突直接打断了全球原有的油气供应链条，导致能源流动从“经济最优”转向“安全优先”，这极大地推高了全球通胀和转型成本。同时，冲突延缓了全球气候合作的步伐。

　　相关博弈还导致能源贸易政治化，削弱IEA、OPEC等多边协调机制的有效性，使全球能源治理更趋碎片化。长远来看，必须将气候与清洁能源议题从地缘政治的零和博弈中剥离出来，以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安全。

　　同时也需看到，突发性地缘冲突虽造成短期供需失衡，但无法逆转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长期趋势。这些冲突会倒逼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同时也对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韧性与公平性提出更高要求。保障能源安全的关键，在于供应来源多元化、基础设施韧性建设与金融结算去中心化。

　　《环球》杂志：当前一些霸权动向、小圈子壁垒等，对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是否构成根本性破坏？

　　崔守军：霸权侵略对能源治理体系的冲击显而易见，如美国不久前对委内瑞拉的突袭，绕过联合国框架，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直接干涉他国能源主权，在委内瑞拉石油问题上大做文章，影响殊为恶劣。这种更具进攻性、交易性和单边主义色彩的“新门罗主义”转向，直接影响区域政治生态与能源合作。

　　某些国家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以及名目繁多的绿色贸易壁垒，如补贴战、关税战等，也对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构成实质性且严重的冲击，这些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行径，人为割裂了全球最有效的绿色供应链，导致重复建设，直接抬高了全球能源转型的总成本，拖延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自救进程。

“南北鸿沟”依然存在

　　《环球》杂志：当前，全球能源治理领域的“南北鸿沟”情况如何？未来怎么办？

　　崔守军：目前全球能源治理的“南北鸿沟”不仅没有缩小，某些维度上甚至在加剧。北方国家掌握着核心技术、资本定价权，并在主导制定能源治理规则（如碳关税）等。而南方国家面临三重困境：一是超7亿人仍缺乏基本电力保障；二是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却仍处于产业链低端；三是面临极高的绿色融资成本。发达国家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屡次爽约，极大地损伤了治理体系的公信力。

　　“南北鸿沟”依旧显著，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客观上存在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在推动能源转型时方针和策略更趋于保守，导致投资不足。其二，部分发达国家在高科技和能源投资等领域更注重增强自身投资，而非面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南北合作。其三，美联储等带头激进加息，导致大量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融资和偿债成本大幅攀升，进一步趋向以保守态度面对能源转型投资。

　　改变“南北鸿沟”扩大的局面，首先要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合作框架下加强南北协商合作。同时，加强南方国家合作，这方面金砖合作机制大有可为。金砖国家拥有较强经济基础，具备推动能源转型的意愿和行动；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有专门款项用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投融资，有望为全球能源治理和南南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此外，加强能源治理领域规则的共建与融合，加速相关技术成果共享，进一步推动治理体系向多元共治转型。

贡献中国力量

　　《环球》杂志：建设能源强国、完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方面，中国的主张和贡献有哪些？

　　崔守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在理念上，中国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主张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绿色保护主义，致力于构建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在产业上，依托强大的制造业，中国将太阳能板、风机、动力电池的成本大幅降低，真正让新能源从“昂贵的奢侈品”变成了全球都能用得起的“平价商品”，这是对全球能源转型的最大物质贡献。

　　在国际合作上，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转而大规模输出清洁能源技术和基建能力，实实在在地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进入绿色能源时代。

　　此外，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内在都与能源治理体系变化相关，在全球获得诸多共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被写入联合国文件，持续产生积极影响。2025年底，中国领导人向第七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强调要“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为世界能源安全与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更多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