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2024 年 7 月 22 日在英国范堡罗国际航空展上拍摄的一款概念飞机模型（资料照片）

文/方晓志

编辑/黄红华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GCAP）项目日前迎来关键节点。由三国共同组建的国际政府组织（GIGO）表示，已将一份价值6.86亿英镑的合同授予三国合资企业“尖翼公司”，正式启动新一代战机的研发，标志着该项目从各自为政的独立研发阶段全面转向统一的三方合作模式。

　　当前，空战正经历深刻转型，传统上依赖地理疆界与速度优势的空中对抗，已让位于隐形突防、网络协同与智能决策的多维较量，而无人机蜂群的普及使低空空域成为新的博弈场，有人战机与无人僚机的协同作战对数据链与人工智能提出了极高要求。面对这一趋势，日英意三国为在全球空权版图中占据先机，意图通过联合研发在2035年前推出一款融合人工智能与隐身技术的第六代空中作战平台。此次合同的签署不仅是一次常规的项目推进，更折射出数智时代大国博弈在高端空战领域的新动态。

研发进程几经波折

　　GCAP项目的研发轨迹，最初始于日英两国的技术合作。2017年，双方签署了关于联合研发未来战斗机的初步协议；2021年，两国宣布投入2亿英镑合作研发下一代战斗机发动机；2022年2月，又启动了名为“美洲豹”的先进机载雷达项目。2022年12月，意大利正式加入，三方领导人在东京达成协议，将英国的“暴风雨”、意大利的同类项目与日本的F-X项目整合为统一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形成真正的三边联合研发架构。2023年12月，三国防长在东京签署条约，明确了项目的领导结构和分工机制。

　　在技术指标方面，GCAP目标宏大。新型战机被定位为一款具备隐形功能的第六代空战平台，旨在取代欧洲“台风”战斗机和日本F-2战斗机，其机载雷达将提供比现有系统多1万倍的数据量，配备融合了人工智能、超级计算、作战云架构和高速网络通信系统的指挥、控制与通信架构，能够实现传感器数据在战机、卫星、无人机与地面指挥中心之间的近乎实时的共享。在作战理念上，GCAP并非作为一款孤立的战斗机进行研制，而是作为一套“系统之系统”加以推广，可在空中、陆地、海洋、太空和网络空间运行，其中有人驾驶战斗机作为核心平台，连接有人和无人外围系统。

　　三国原计划于2027年实现原型机首飞，2035年完成初始部署。然而，项目推进并不一帆风顺，2025年下半年，英国政府决定推迟公布十年期国防投资计划，加上预算紧张，原定当年底签署的公私部门合作合同被迫延后，引发外界对2035年部署目标能否如期实现的普遍担忧。此次GIGO决定向尖翼公司授予首份联合合同，标志着局势迎来实质性转机。尖翼公司于2025年6月成立，总部设在英国，由英国BAE系统公司、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和日本飞机工业振兴有限公司三方各持股33.3%。这表明，三国的合作模式从“松散协作”迈入“系统整合”。

多重因素驱动

　　日英意三国选择在第六代战机研发领域联手，绝非简单的技术拼凑，而是地缘政治格局、国防工业战略与成本效益逻辑综合作用下的必然选择。

　　其一，战略自主诉求。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推行一系列以“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为特征的政策，使各国对美国维持全球安全体系的能力产生普遍担忧，对美军事技术合作的信任度也随之下降。各国认识到，将国防命脉完全交给一个随时可能改变政策的盟友，风险极大。

　　就日本而言，在此背景下，参与GCAP既是拓展盟伴框架、融入北约防务体系的战略举措，也有助于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与外交影响力。

　　其二，成本分摊与能力互补。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成本极其高昂。据估计，GCAP项目总成本可能超过500亿英镑，单一国家难以独立承担，通过三国联合研发，各方可大幅降低研发费用。此外，三国在技术上各有优势：日本在材料科学与电子技术方面积淀深厚，英国拥有BAE系统公司等世界领先的航空电子集成商与系统软件能力，意大利则在航空制造、机身部件与系统集成领域经验丰富，这种技术互补构成了联合研发的根本动力。

　　其三，实现制度创新。GCAP的产业模式具有鲜明的创新特征。尖翼公司并非试图将所有制造环节整合到一个超级工厂，而是作为集成商和架构协调者主导设计和研发，同时将制造和最终组装分包给BAE、莱昂纳多和三菱重工等公司。这种结构既保留了各国的自主工业实力，又将配置控制、适航认证、系统集成与全寿命周期设计等最易导致跨国项目失败的职能集中管理，可有效防止参与国的政治话语权凌驾于工程一致性之上，从而为GCAP的高效推进提供制度保障，其或将成为未来跨国军工合作的重要范式。

未来还有变数

　　GCAP项目承载着三国在数智时代重新定义空战规则的雄心，但同时面临技术跨越、资金保障和国际竞争等多重严峻考验。

　　GCAP的加速推进恰逢全球安全格局剧变的战略窗口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政策走向促使各国重新评估对美防务依赖，这为GCAP吸纳更多合作伙伴创造了条件。例如，加拿大正在重新评估采购88架F-35A的计划，拟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GCAP，虽无表决权与合同份额，但可接触项目机密信息，这将为其后续正式加入铺平道路。此外，澳大利亚、德国、瑞典、波兰等国对该项目也表现出强烈兴趣。同时，日英意三国也希望借助观察员国机制拓展潜在客户、分摊巨额研制成本，并提升GCAP项目在国际航空产业中的话语权。

　　项目未来面临的挑战包括：首先，跨越五代机的代际风险是项目面临的最大技术短板。三国均未独立研制五代机，直接挑战六代机面临系统性经验鸿沟。例如，日本“心神”验证机仅试飞数十次即停止研发，英国、意大利也主要通过F-35组装获取有限经验。此外，在AI协同作战方面，该项目的无人机蜂群指挥能力仍处在概念阶段，如何确保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低延迟地指挥多架无人僚机，涉及边缘计算、抗干扰数据链与自主决策算法的多重突破。这些技术短板均可能导致GCAP实际性能停留在“五代半”水平，而非真正的第六代战机。

　　其次，资金与进度风险对项目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该项目总成本超出三国对投入资金的预期。此前，意大利被迫将预算从60亿欧元增至186亿欧元，反映出其对初始估算的严重误判，而英国因财政紧张直接推迟了核心合同签署。此外，项目对成员国研发分工的倾斜也可能引发内部矛盾。比如，英国在飞机总体设计与发动机研发方面握有主导权，而意大利国防部长曾公开抱怨英方未与合作伙伴充分共享技术。若此类摩擦不能通过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化解掉，未来项目的效率可能进一步受损。

　　最后，该项目还面临外部对手的激烈竞争。目前，一些国家的六代机研发进展均领先于GCAP，如美国空军NGAD项目（已命名为F-47）计划2028年首飞，这意味着GCAP项目从一开始进度就落后中、美5年至8年。同时，GCAP最终仍需兼容美军系统，否则难以在联合行动中实现互操作，而F-35的数据链与防空网络标准由美国主导，美国洛克希德-马丁或波音很可能以“技术援助”名义介入项目，掌控核心系统，从而使GCAP沦为名义上的“自主研发”，重蹈当年F-35项目对盟友所施加技术控制的覆辙。

　　GCAP这一横跨2035年至2070年的宏大项目，既是三国在高端军工领域开展战略合作的前沿探索，也是数智时代国防工业从“各自为政”迈向“系统整合”的一次制度创新。然而，面对跨越五代机的代际鸿沟、三国利益的内在张力以及中美空战体系的外部压力，GCAP能否在2035年如期翱翔，不仅取决于技术攻关的成败，更取决于三国能否在数智时代的复杂博弈中维系战略互信与利益平衡。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