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4 月 12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蒂萨党领导人毛焦尔·彼得（中）在胜选晚会上挥舞匈牙利国旗

文/魏博伟

编辑/胡艳芬

　　30多年前，一个少年把欧尔班·维克托的海报贴在卧室墙上，将其视为改变匈牙利命运的象征。30多年后，这位名叫毛焦尔·彼得的少年，用一场选举，终结了欧尔班长达16年的执政生涯。

　　2026年4月12日，匈牙利国会选举落幕，也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毛焦尔在匈牙利议会大厦前宣告，这不仅是一次政府更迭，更是对长达16年的欧尔班体制的整体替代。“你们今天创造了奇迹，匈牙利今天创造了历史！”他对台下高呼“Ria-Ria-Hungaria！”（匈牙利常用欢呼语，重复匈牙利最后三个字母和匈牙利国名）的民众说道。

　　毛焦尔承诺，带领匈牙利迈入一个“人道主义、高效运转、融入欧洲、自由与主权独立的时代”，但前路注定坎坷。在他前方，是经济困局、制度惯性与外部压力交织的复杂现实，身后则是尚未消散的“欧尔班时代”。这场从体制内生长出的反叛，是一次短暂的政治震荡，还是一个新周期的起点？仍有待时间给出答案。

卧室里的一张海报

　　1981年3月16日，毛焦尔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优渥的律师家庭。“毛焦尔”（Magyar）在匈牙利语中意为“匈牙利人”，仿佛姓氏早已预示他与国家命运的深度绑定。其家族中不乏律师、法官与政要，外叔祖父马德尔·费伦茨曾在2000年至2005年担任匈牙利总统。

　　2003年，毛焦尔从大学法学专业毕业。其职业生涯始于布达佩斯大都会法院，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后，他进入国际法律领域，为跨国公司在匈牙利的投资提供法律服务。

　　真正点燃毛焦尔政治热情的，是彼时的政治新锐欧尔班。毛焦尔自述，小学时便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国会辩论转播，崇拜那位曾公开要求苏联撤军的年轻政治家欧尔班，甚至将其海报贴在卧室墙上。这种偶像崇拜，后来转化为实际的政治参与：2002年，他加入欧尔班领导的青民盟；2006年，在全国抗议活动中，为示威者提供无偿法律援助，开启早期公共参与实践。

　　随着青民盟在2010年议会选举中上台执政，毛焦尔的仕途迅速展开：他进入外交部任职，并在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加入常驻欧盟代表团，长期在布鲁塞尔从事外交与法律事务；2015年进入总理办公室；2018年9月在国有银行MBH负责欧盟法律事务；2019年至2022年出任匈牙利学生贷款中心首席执行官。其在党内被视为“有影响力的内部人士”和“前官员”，身处权力体系关键中层，却始终未能进入核心决策圈。这种“边缘化的内部人”身份，为其日后与欧尔班决裂埋下伏笔。

　　在个人关系上，毛焦尔深度嵌入青民盟精英圈：与后来成为政府部长的古亚什·盖尔盖伊交好，与政治新星沃尔高·尤迪特结婚。后者曾任欧尔班政府司法部长，两人在布鲁塞尔生活约10年，毛焦尔任外交官，沃尔高作为欧洲议会议员活跃于欧盟政治舞台。

2026 年 1 月 5 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首都布达佩斯出席年度国际新闻发布会

“赦免丑闻”与公开决裂

　　一切看似沿着既定轨道平稳推进，但2024年2月，一场政治风暴打破了原有的权力平衡。时任匈牙利总统诺瓦克·卡塔琳宣布辞职，直接原因是其在2023年4月签署了一项赦免决定，赦免一名因协助掩盖上司性侵未成年人行为被定罪的男子。消息被曝光后引发公众强烈不满。原因是，青民盟向来强调以家庭与儿童为核心的保守价值观，赦免涉及未成年人相关罪犯，直接冲击其道德叙事基础，激发了跨阶层的抗议。

　　该赦免决定在法律程序上需经司法部会签，时任司法部长沃尔高·尤迪特因此被迫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并退出欧洲议会议员候选人名单。此时毛焦尔与沃尔高已离婚，但他在关键时刻做了一件让青民盟意想不到的事：诺瓦克辞职的第二天，毛焦尔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抨击欧尔班及其政治盟友在丑闻中的表现，直指欧尔班政府存在系统性腐败，称其“服务于少数精英”。

　　在一个人口不足1000万的国家，这段采访的点击量接近300万，覆盖匈牙利核心政治关注群体。这次公开批评既被普遍视为毛焦尔与青民盟的公开决裂，也成为他在社会公众中声名鹊起的转折点。

　　毛焦尔随后在2024年加入了新成立的蒂萨党（TISZA），并迅速成为该党领导人。“Tisza”既是匈牙利语“尊重与自由”的首字母缩写，也是匈牙利重要河流的名称，政治象征意味鲜明。在同年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蒂萨党得票率近30%，毛焦尔由此进入欧洲议会，完成了从体制内官员到体制外挑战者的转变，蒂萨党党员人数也迅速增长，成为匈牙利政坛快速崛起的政治力量。

这是 2026 年 4 月 5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拍摄的重新开放的齐代德拉城堡和自由女神像

一场颠覆性的胜利

　　根据匈牙利国家选举办公室4月18日公布的议会选举最终计票结果：毛焦尔领导的蒂萨党得票率为53.18%，获得国会199席中的141席，超过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由总理欧尔班领导的执政联盟（青民盟和基民党）得票率为38.61%，所获议席大幅滑落至52席；极右翼政党“我们的祖国”运动得票率为5.63%，获得6席。欧尔班承认败选，其连续16年的执政生涯就此画上句号。

　　毛焦尔的这场胜利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匈牙利社会对欧尔班长期执政的疲劳感已积累到临界点。16年的权力集中、裙带关系、经济停滞、腐败丑闻，让选民渴望变革，而毛焦尔捕捉并整合了“反欧尔班”力量。不过，仍有部分自由派选民对毛焦尔的保守立场持谨慎态度。

　　其次是精准的竞选纲领：对内，毛焦尔将反腐与媒体自由打包成核心政纲，回应民众对法治与信息透明的渴求；对外，毛焦尔谨慎回避涉及乌克兰危机等可能导致支持者分裂的话题。而欧尔班对乌克兰的态度导致部分选民不满——欧尔班质疑西方军援乌克兰，也不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再次，毛焦尔的体制内长期就职经历，给他带来在选举中的双重优势。一方面，这段经历让他深刻洞悉欧尔班体系的运作逻辑、权力结构和内部矛盾，从而能够精准攻击对手的软肋，化解对手的政治攻击，拥有先发制人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对选民而言，一位曾长期身处执政核心圈的政治人物，天然具备一种“经验信用”。

　　最后，在竞选策略上，毛焦尔在过去两年里成功与选民建立了“直接联系”，动员效果显著。他访问了许多城镇和乡村，除了发表演讲，还停留数小时接待当地人，倾听他们的抱怨与建议，并与听众逐一合影。这种“接地气”的竞选风格，在匈牙利政坛极为罕见。相比之下，欧尔班的集会往往高度组织化、与普通民众保持距离。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正是这种个人层面的深度互动，让毛焦尔赢得了选民信任。

“回归欧洲”的核心政治理念

　　毛焦尔的政治理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回归欧洲”。在胜选后的首场面对国际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反复强调：“匈牙利的位置过去在、现在在、未来也将在欧洲。”其背景是，在欧尔班执政后期，匈牙利在移民、能源、对俄制裁、对乌援助等关键议题上与欧盟立场相左，欧盟以法治与治理问题为由，冻结对匈大量拨付资金。

　　毛焦尔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是解冻这笔约200亿欧元的欧盟资金。他在胜选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没有这笔资金，经济将无法运转。”为此，承诺推动如下一系列改革：

　　推动宪法改革，强化反腐措施，废除“国家选举制度”，设立国家资产追回和保护办公室，推动匈牙利加入欧洲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切断腐败链条、恢复司法独立。

　　改革公共媒体，承诺暂停公共媒体新闻服务，直至保障报道平衡公正。

　　在经济政策上，提出“匈牙利新政”，计划通过大规模投资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来重振经济，计划推进医疗、教育、公共财政改革，并表达了引入欧元作为官方货币的意愿。

　　在外交层面，毛焦尔试图走一条中间道路，明确匈牙利属于欧盟与北约，愿与布鲁塞尔开展建设性合作；对中国投资持开放态度，称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并表达了访华意愿。

　　在乌克兰问题上，他与欧盟对俄立场趋于一致，但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也不支持乌克兰加速入盟。这种立场使他既区别于欧尔班的路线，又与传统自由派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新总理面临三重挑战

　　现实挑战已至。毛焦尔面对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多维交织的复杂局面，而非普通的政权交接。

　　第一，经济约束与改革承诺之间的矛盾。欧盟冻结资金是新政府恢复财政、推动改革的关键，但欧盟设定了明确前提：只有在司法独立、媒体自由与反腐机制上取得可信进展，资金才可能逐步解冻。这意味着毛焦尔必须全面重构欧尔班执政时期所构建的制度网络，冲击由青民盟任命的从法院、公共媒体到各类监管机构的关键人事布局。

　　毛焦尔已强硬要求总统、最高法院院长、总检察长、审计法院院长、媒体监管机构负责人等高层主动辞职，并直言“要么离开，要么被赶走”。然而，这种直接冲击既有权力结构的策略，短期内或可凝聚改革动能，却加剧了制度摩擦与政治对抗，构成对其首次上台执政的巨大政治阻力。

　　更棘手的是，匈牙利的财政状况已十分严峻。2025年12月匈牙利财政委员会估算，需削减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7%的财政赤字，以符合欧盟规则；而在2026年2月，选前支出就已消耗了全年赤字控制目标的约一半。

　　第二，民意期待的双重压力。毛焦尔的胜选，很大程度上基于民众对腐败、经济停滞及生活成本上升的不满。他以“匈牙利要对欧洲说‘是’，对腐败说‘不’”的口号成功动员选民，但这类高度集中的政治承诺，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兑现压力。一旦改革推进缓慢或触及利益格局引发反弹，支持基础可能迅速动摇。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匈牙利社会对基督教传统、民族国家主权与家庭价值的认同并未改变，而这与偏向进步主义的欧盟价值观尚存较大距离。如何平衡亲欧改革与保守底色，将是极微妙的政治考验。

　　第三，外交领域的多线博弈。在对外政策上，毛焦尔需在多重关系中找平衡：对欧盟承诺修复关系，但布鲁塞尔释放善意的速度存疑；对美国需在分歧与利益间重新定位；对俄罗斯，毛焦尔显示出某种务实而非彻底对抗的姿态；对中国，新政府虽表示欢迎投资，但同时强调将强化审查机制，要求严格遵守欧盟规范，这意味着未来合作可能更加制度化、弹性降低。

　　总体而言，毛焦尔所面对的并非单一危机，而是一组彼此牵制的结构性难题：既要打破旧体制，又要避免制度失序；既要回应民意，又要控制财政风险；既要修复对外关系，又要维护政策自主。如此情况下，任何单一方向的过度用力，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如何在约束中推进变革，将决定这场政治更替最终是制度修复的起点，还是新一轮不稳定的开端。

　　（作者系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助理）